●京城海淀不仅是个“小硅谷”，而且是一座“大学城”。这里遍布着52所大学、70多家科研院所，丰沛的文化资源、优越的市场环境与高品位的读者群使这里成为一处名副其实的图书集散地。
●旧书能够成就一种历史的叠合：在历史性内容之上，旧书自身的辗转易主作为另一部历史与之平行并构成某种对照，而这种平行或对照往往能昭显更为丰富的意味。
●中国的旧书业尽管并不缺乏传统———至少晚清官员已纷纷到琉璃厂去淘书，时至今日却未能发展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当然这其中有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如文革时的大范围（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烧书使我国的旧书业货源稀缺；但多年来缺乏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机制也是必需正视的因素。
京城海淀不仅是电子集散地，也是图书集散地。当大大小小的学者书店将北大包裹得密不透风之际，一溜外地人经营的旧书摊却在小东门的“一线”生机里呼吸得逍遥畅快。
京城海淀不仅是个“小硅谷”，而且是一座“大学城”。这里遍布着52所大学、70多家科研院所，丰沛的文化资源、优越的市场环境与高品位的读者群使这里成为一处名副其实的图书集散地。首先，各大学和科研院所基本都有自己的印刷厂（以大学为例，52所大学中有近30个印刷厂，其中北大、清华各有两个），重点大学还有自己的出版社，这样就在大学周边形成一层密集的出版业市场。其次，社会书摊、书店也纷纷瞄准这块黄金地，力图在高知读者群中开掘潜力，仅北大东西两侧就有书店十多家，人大南侧更多达三十几家，这样各高等院校的外围便又形成一层书刊市场。从海淀全局来看，目前有印刷厂210多家、国营／集体书店467家、个体书摊300多家、报刊零售300多家、电子出版物（纸介／光盘）经营116家，真可谓风风火火。
然而，在给广大师生、知识分子创造出方便快捷的多重信息渠道的同时，密集的图书出版销售网也使同行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接近饱和的态势使多家书店相继“析出”，即使是万圣、风入松、国林风这样在京城都叫得响的学者书店，也要在步履维艰中求得生存发展。可就在各书店使出十八般武艺打得不亦乐乎时，一溜外地民工经营的旧书摊却在北大小东门刨出了“一线”生机——不仅站稳了脚跟，还活得相当逍遥自在。
“旧书一线天”遭遇“黑色双休日”。摊主们一脸委屈：我们这儿书干净、人规矩，每天都交钱干吗还要抄？
大学城里的爱书人不会不知道北大小东门外的“旧书一线天”：出小东门向左，便会看见沿墙的一溜旧书摊。在爱书人的眼里，狭长的街道、惬意的露天摆放、“不知会发现什么”的兴奋感以及讨价还价的“自由交流”，都和别具风情的旧书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一种凭心感应的氛围。专程来此淘书的读者虽不能说熙熙攘攘，却也是细水常流般络绎不绝。
然而，今年的6月13、14日成了摊主们的“黑色星期五”：两辆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开进小巷，以海淀区文化局的名义，将沿途各摊位的旧书一概没收装车，随后满载而去。据了解，这里的旧书摊极少有盗版、淫秽色情或牵涉重大政治问题的非法出版物，更谈不上暴利经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既干净又规矩的摊位要被抄没呢？
6月16日中午，记者来到小东门外，只见平日里多达二十家的长街此刻分外萧条：不仅摊位数量骤减，前来购书的读者也少得可怜——而中午原本是一天中最火的时段之一（另一时段是下午四、五点）。走出小东门老远，记者才遇到第一家摊位。这个摊主前两天没来，今天到了这儿方知抄书一事。被抄的摊主们大多心有余悸蛰伏在家，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抱着侥幸心理看摊，“提心吊胆哪！”。“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抄你们的书？”，憨厚得有点木讷的摊主摇摇头，现出一丝苦笑。走过一两个杂物、水果摊，记者终于又发现两三家旧书摊。摊主们起先很避讳，不愿回答记者的问题，正在这时从小东门方向走来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干部，他们突然活跃起来，争相指给记者，“你去问他，我们是交了钱的呀！”
因为没有“小照”，两卡车旧书被拉进了造纸厂，有可能是绝版、初版的珍品瞬时化成了纸浆。
“对，他们是交了钱，每天5块，就交给我”，这位自我介绍是（街道）工商管理人员的中年男子证实了摊主们的话。“可我每天收的是工商管理费，只相当于一个‘大照’；私人经营图书还得有一个‘小照’……其实我也是向着他们的”，干部指着面前的旧书摊，“那天文化局来抄时我还让他们快跑呢！”如果说摊主们是一脸委屈，这位管理者则是一脸无奈。不知何时围拢过来的四、五个购书人更是同情：“这儿的旧书摊多好，干吗要抄？何况人家又没少交钱！”
原路折返时记者又来到第一家摊位，摊主向记者展开了管理人员刚刚留下的收据，上面印有“集贸市场管理费”字样。摊主告诉记者，在这5元之外，每天还要上缴2元的利税，总共7元。他不明白为什么每天7元还保不往一个小小的摊位。记者也不明白，并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抄走的旧书如何处理？
6月19日下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程采访了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局长刘锡熊。刘局长首先说明，在旧书摊售卖的旧书内容上确实没问题，并不是扫黄打非的对象；之所以搞这次突击行动，主要目的是整顿秩序、改善环境，因为“大学周围的无照书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经营规则；而且也不好看”。刘局长进一步解释，所谓“无照”是指旧书摊摊主们不具备合法的申办主体（在文化局主楼底层贴有一则告示，对个体图书经营者的户口、学历及铺面房等均有严格规定，这些旧书摊摊主几乎不具备其中任何一项）。当问到几卡车旧书的去向时，刘局长的回答颇令记者震惊：已经拉进造纸厂化成了纸浆。“但是里面很可能有绝版、初版的珍品呀！”，对此刘局长表示遗憾，“没别的办法——尽管说得严重点：这是对知识的亵渎！”
旧书的三点魅力非比寻常；旧书摊的特殊功用非一般书店、图书馆所能兼容：在“三足鼎立”中，这是一个不能撤去的支点。
也许这个说法还不够严重。因为旧书不止于知识；或者说，旧书涵盖着更为广义的“知识”。首先，旧书可以还原历史语境，跨越时空激起数代文化人间的同情。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杜玲玲女士告诉记者，如果你在北大研读现代文学，导师一定会让你去翻旧刊而不是阅选集、全集。因为选集、全集是后人的编撰，而一篇作品往往只有放到上下文中才能真正显影，就连旧刊上的广告也是一种对意义的照亮。导师还会给你开列一个长长的书目，上面多是些旧书，不仅在书店里早已绝迹，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很难找到。除去学术导引之外，这些旧书的价值更在于它们曾是你的师兄、师姐、导师、甚至导师的导师读过的入门书，于是你可以从一本书里感受几代人的为学之路。
其次，旧书能够成就一种历史的叠合：在历史性内容之上，旧书自身的辗转易主作为另一部历史与之平行并构成某种对照，而这种平行或对照往往能昭显更为丰富的意味。即使一本旧书只有过一个主人，它也至少经过了一轮读书人眼光的淘筛。记者本人曾淘到过作家魏巍赠予友人的小说和学者钱念孙赠予同行的《中华文学演义》，这种赠予行为无疑也为旧书添上一笔特有的附加值。
最后，旧书还能在滥觞的当代主流思潮之外提供一种“个别视角”，或作为一种另类的文化存在对现时种种给予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生、现在中央党校任职的李书磊先生从念书时起便是小东门的常客，逛旧书摊的爱好保持至今。小东门被抄后，他不得不大老远跑到潘家园去淘书，结果竟淘到了1957年的《文艺报》和1950到1955年间出版的18本马铁丁评论文集。“《文艺报》办成报纸后很难保存，连图书馆都没有”，但相比之下李书磊更为后者而兴奋，“马铁丁是一个作家，他把评论文章写得那么生动、直率、犀利，更何况又是在那样一个从‘鸣放’到‘反右’的年代”。记者听到这里不由得汗颜——马铁丁的名字听起来像来自远古，忽然间想起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的“担心”，大意是：如果学生都只去书店买新书、去图书馆借藏书，那么相同或相似的知识资源就有可能像工业流水线那样将同一代学生的问学思路和学术观点塑进同一个模子里“批量生产”。这种“担心”曾像一声当头棒喝，而此刻李书磊淘到马铁丁论集的兴奋又似乎提示着一种出路：如果在九十年代末还能通过旧书时时发现“马铁丁们”的新鲜，学术的拿来和创建很可能走向另一种局面。
日本东京有条书店街，英国威尔士有个黑镇，晚清有个琉璃厂。一个国家的旧书业标志着该国的文化水平，时至今日，作为首都文化集散地的海淀，会让中国的旧书业以何种方式在世纪末“亮相”？
李书磊在日本访学期间发现东京的旧书业非常发达，不仅散布到各大商场的角落，还集中成一条铺面达一百多家的“书店街”。无独有偶，本报7月15号《国际文化》版刊发的《小镇盛事——第11届＜星期日泰晤士报＞黑镇文学节》一文（作者张恕），又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图书之城”原是一座人口仅1400的英国威尔士小镇，之所以享此美誉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旧书（二手书）交易中心，“镇上书店林立，从50便士的廉价平装书到初版的珍本善本，应有尽有，且货源充足，藏书家和仅仅来搜罗便宜货的人终年出没这些书店，有好多人甚至来了30次以上”。
回头再看我们自己，中国的旧书业尽管并不缺乏传统——至少晚清官员已纷纷到琉璃厂去淘书——，时至今日却未能发展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当然这其中有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如文革时的大范围（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烧书使我国的旧书业货源稀缺；但多年来缺乏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机制也是必需正视的因素。而在小东门被抄一事发生后，一个更迫近、更具体的问题可能就是：作为首都文化集粹地和图书集散地的海淀区，在本世纪末将以何种方式养护、规范并拓展中国的旧书业？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文化管理者，区文化局局长刘锡熊首先从宏观上提出了对整个图书市场的“四位一体”式管理机制（即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各职能部门的协同管理、文化公安广电工商各部门的常规管理、经营单位的自我管理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并作了两点说明：其一，四项管理中“自我管理”是核心一环，如果经营者同时具备法制意识、经营能力与业务能力，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二，“管”不是“办”、不是“压”，不能因为管理无能就关张，所谓市场挑战其实是对市场管理人员素质的挑战；与此相关，“管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能“管死”、“管没”、“管萎缩”，而应“管而有序”、一切以“繁荣”为本。具体到旧书业这一特定行当，考虑到它的微利性和多益性，刘局长认为应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尽快找到或创设一种相对适宜的旧书流通中介。目前比较成形的想法是在海淀图书城二期工程中专辟一处公开化交易的旧书市场，届时可适当放宽对个体经营者的户口、学历等要求；但最要紧的还是调整好租金与利润的关系，因为“摊主们不能赔本，搞不下去也得关门”。
同样基于对旧书业租金与利润不成比关系的考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的李书磊或许更能代表广大读书人的想法：新建大型交易市场在短时内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所谓远水难解近渴；而像小东门这样自发集中的流动摊位其实却正和旧书是“天生一对”。首先，较之固定的旧书店或旧书市场，旧书摊的随机性可使它省去一大笔铺面租金及雇工佣金，从而大大降低成本和风险（特别是在货源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这种“节俭”对于旧书业微利中的生存无疑至关重要。其次，在对利益的要求上，作为旧书摊摊主的外地民工与有北京户口的开业店主相去甚远，你可以说他们没有理想没有规划甚至目不识丁，但他们为谋生存而定的廉价标准线却同时成全了读者和他们自身。其三，由于是在海淀又是在北大周边，旧书摊的客源与货源都会得到相对充足的保证。而从大学师生的角度说，一出门就能尽享淘书之乐无疑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比之老远跑到潘家园去不知方便、惬意多少。最后，旧书摊的整体构形及背景组合具有一种相得益彰的和谐，小东门外的街道、建筑、冬天的雪、夏天的树荫乃至嘈杂纷扰的世声世象似乎都和旧书有着某种本质上的、天然的关联，于是于无形无意中接近真正的大俗大雅。
“世爱（SHARE）书店计划”在进行到第二步时遭封冻；北大小东门却在一个多月的缓冲期后重张。时紧时松的行政指令终归不是办法，长时效、规范性、特色化的旧书业管理机制已日益成为读书人的吁求。
尽管经营旧书店存在诸多困难，今天却仍有一批文化人致力于此。北大哲学系九一级毕业生、曾在京城一家集团任文化传播部策划经理的王常永便是其中之一。最近他刚刚为一项暂名“世爱书店”的个人计划辞职。大学本科期间的多方面知识积累、近年来有目的有意识的国内外行业信息采集、较为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相当数量的资金与货源储备，以及通过初步调研结合个人判断力对市场前景作出的乐观预期，一同构成王常永自办旧书店的强大信心保证；而“让世人分享旧书”的高尚理想则是他最初和最后的目标，这一目标通过对旧书店的“世爱／SHARE”命名已经巧妙地从中英文两方面得到体现。“文化经营由来已久，成功先例屡见不鲜，西方著名大学周围往往是旧书店云集；而在中国的今天，人们对旧书价值的不断认识以及对特价书市、打折书店的非凡热情（从中体现出读书人的高眼光与低购买力的又一个‘不成比关系’）也使我看到了低价位旧书店的潜在客源”，王常永同时指出，“旧书店也并非无利可图（否则经营者有理想也不能实现），只不过这是一种长时长远之利而不会立竿见影”。小东门被抄一事发生在王常永辞职之后，“这对我肯定是一个打击！因为同行的红火存在既是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也是一种必需的商业竞争”——此前王常永已在心中描画出书店的相对优势：两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雇工；书目分类上架并实现计算机检索。
然而，最打击王常永的恐怕还是他自己的“世爱计划”突然在近期遭封冻：就在他去工商局办好注册及名称核定等事宜后来到海淀区文化局等待审批时，一项暂停办理个体经营申请的临时指令使他不得不半途停步。但王常永并没有就此放弃，一方面他准备重新就业，比如为别人投资的书业做管理；另一方面他也在盼望着那项临时指令的尽快解除，从而将他的SHARE计划进行下去，总之，“我在等待时机”。
令广大爱书人颇感欣慰的是，北大小东门的旧书摊终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查抄的重创中渐次恢复并最终“转危为安”。当7月初记者来到小东门时发现这里已初有转机，一个摊主见记者仍不满意便俏悄说道：“你五点钟以后来，那时候书多”（小东门的正常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而当发稿前日也就是7月20日左右记者在同一时间里再访小东门时，这里已像一个多月前一样红火——于是不仅本篇报道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记者本人和同来的朋友也趁此机会淘到不少好书，像人文版的《海涅选集（单行本）》和《海涅选集·诗歌卷》、英文版的《摩门教圣经》、英文版的《萨特传》以及英文版的《钱穆与七房桥事件》。
但一想到6月中的抄书事件以及今日“世爱计划”的受挫，广大读书人便会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时紧时松的行政指令终归不是办法——当听到刘锡熊局长尖锐地指出“‘法’不能分春夏秋冬，市场管理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没有自身的规范”；听到李书磊先生恳切地希望“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适当降低对旧书业的各种限制、约束和要求”，因为“现行法规也不是天然合理的，也要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予以修正”；听到王常永真诚地呼吁“给我们的旧书业一个从容、富裕的生存空间”时，我们就会发现：长时效、规范性、特色化的旧书业管理机制，已经在今日中国成为广大文化人的普遍吁求！
 |
